咱們要甚麼樣的城市？

三農問題乃世界城市化問題的縮影

數週前，跟友人到一講座，由香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博士主講，淺談中國的三農問題，並以富士康進駐內地而衍生的圈地運動為例。她曾親身到重慶廠區，跟當地農民、村民接觸。

友人說可能是把問題放大了。《中國女工》一書讓她羸了點名聲，無可厚非，做研究也需要一點noise，才惹人關注，然後在各方面辦起事來才容易一點，特別是那些需要深入或靠近虎穴才成事的研究。在我看來，也可能沒有把問題放大，只不過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，我們都知得太少，因此總無法想像情況有多驚人或有多壞。

雖然城市發展也聯繫到人文地理，但對此沒有深入研究，只略知一二，不過也就是很值得關注的問題。三農問題其實就是城鄉差距的問題，而城鄉差距的問題就是矛盾的問題、不平均的問題，也就是《論語》中的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。這個問題如解決或緩和不了，城市發展勢難走下去，城市不能健全發展，也就是省縣州區乃至國家無法透徹發展。

這並非中國特有的問題，而是全球都在面對的問題，小如香港都需要面對的城市化的問題。每個事物的發展都有其代價，每個行為都是極端、對立所衍生的。城市化、城鎮化自有它的代價，本來就是正常的；誠然，我們眼見發展代價並非由一眾分攤，卻是由弱勢所承擔，愈無力改變現況的愈會成為人肉擋箭牌 (Human shield)。

農村內外也不好活

農業是社會基礎，人類不但賴以為生，農業更印證了河谷文明。中國從建國初期80%的農村人口下降到今日約60%，當中農村便發生了巨大轉變。改革初期，年輕的農民都如盲流般湧到沿海發展中的城市工作，農業發展遲緩。面對巨大的市場力量，農民欠缺議價能力，眼看財團入侵家園亦無能為力，連住都成問題，更莫說要發展農業。圈地還不夠，財團滲入職業學校去鞏固其勞動力來源才是最可怕的，富士康的連環跳便是對這種大財團及這種血汗的生產模式的大控訴。有好些從鄉村到城鎮工作了大半生都得不到該戶籍，在這種二元對立中白白為國家、城市發展奉獻青春，卻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得不到。

在農村內的不好活，到城裡工作的也日子難捱，就連本身是城裡的人生活也足襟見肘。當去年年頭內地工資上升10%，樓價便上升了50%，白領逃離京滬穗不無原因。可幸的是城市人選擇流動方向的自由似乎還是比農民大。連白領都有「前既不得，其進勢切退卻」之苦，可想像農民工在城市裡能負擔得起甚麼樣的生活。

潘毅教授在這裡提出集體力量的重要性，如何把農民連繫起來，雖未能抗衡龐大的市場，但仍增農民的議價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如何團結消費者，雖未能規範工人身份及工資，但仍能給大財團有限度的壓力，以遏止它們為非作歹、為所欲為。她提及如何平衡國家、市場、非政府組織在社會中的力量的重要性，正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社會、人民、政府之間的對立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不謀而合。

「高度」城市化

據統計，未來3年，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廈在中國封頂，5年後中國摩天大廈總數將超過800座，是美國的4倍，內地摩天大廈投資正面臨過度投資風險。咱們的優越感都與高度成正比嗎？

過往的歷史名城是由政治、經濟、地理等影響聚合而成。反之，今天的大都市都是規劃出來，以經濟為主導，魅力不勝從前。香港建築師鍾華楠便在《城市化危機》一書中指出城市也不過是人所住的地方，少了人的參與、投入，城市不會有可能發展，即使硬件上都建了，人都可以搬離，沒有人，城市成不了城。城市化令一些人富起來了，但貧窮的人，會窮得更赤裸徹底。